时光回溯至2023年1月，辰于在《建筑垃圾市场——迷局未破，路在何方》一文中曾指出，行业面临来料受阻、销售受阻、补贴受阻“三座大山”，许昌金科的暴雷更是给行业敲响警钟。彼时我们判断：行业的核心问题仍未解决，但长期发展动力持续存在。

三年多过去了，站在2026年的春天回望，这些判断得到了怎样的印证？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复杂的。

行业确实没有在短期内“躺平”。202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转发住建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国办函〔2025〕57号），首次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形式对建筑垃圾治理作出系统部署，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已支持资源化利用项目设施建设92个。这是行业诞生以来最高层级的政策信号。

但同时，现实的另一面同样触目惊心。深圳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设施产能利用率不足40%的困局尚未根本缓解；北京建工资源旗下上海宝山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因拖欠8000万元处置费而停工，最终被公开挂牌处置；许昌金科的动荡仍在持续——2026年1月，该公司再次因诉讼被法院传唤。

冰与火并存，希望与阵痛交织——这正是过去两年中国建筑垃圾行业最真实的写照。

先看供给侧。据住建部数据，我国城市建筑垃圾年产生量已高达20多亿吨；而从全口径来看，这一数字已超过30亿吨，占城市垃圾总量的40%以上。随着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这一总量预计仍将缓慢增长。

但在处置端，情况却远没有那么乐观。以深圳为例，这座建设工程年均产量约7000万立方米的超大城市，长期依赖跨区域消纳，2025年外运处置占比仍超半数。尽管深圳“十四五”期间设定的资源化利用率目标仅为35%，但面对庞大的产量基数，本地处理能力缺口依然很大，资源化利用提升缓慢。与深圳形成对比的是，北京目前已有资源化处置设施77处，设计资源化处置能力近1亿吨/年，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96%。这一差距说明：资源化水平的提升，不仅取决于技术能力，更依赖地方政府的系统性政策执行力、设施建设力度和终端市场的产业化配套。

从全国来看，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率目前仅有10%-15%，与发达国家90%以上的水平相距甚远。大量建筑垃圾仍以填埋、回填等低水平方式处置，宝贵的可回收资源被白白浪费。这不只是一个循环经济的商业命题，更是一个考验城市管理水平与发展模式的制度命题。

2021年，“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60%。这一目标建立在“综合利用率”口径之上，涵盖回填、堆填等中低水平利用方式，但即便如此，行业兑现压力依然巨大。

202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建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政策方向出现调整。文件首次以国家层面要求明确“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建筑垃圾平均资源化利用率达到50%以上”。“资源化利用率”特指通过加工转化为可销售再生产品的高值化利用，门槛远高于“综合利用率”。从“综合利用率60%”到“资源化利用率50%”，时间目标从2025年推迟至2027年。这不是简单的“放宽”，而是“标准升级、时间递延”——国家意识到：如果连什么是真正的“资源化”都没理清楚，仅靠填出一组好看数据没有意义。

地方层面的差异化目标更具参考价值。浙江提出到2027年全省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设区市建筑垃圾平均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0%以上（不含体量最大的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广东提出2026年全省资源化利用率超60%、综合利用率超70%，深圳等先行城市已将2026年资源化利用率目标设定为不低于70%（表1）。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目标的调整与现实中头部项目的困境互为镜像。许昌金科的暴雷自不必说——2026年1月，这家曾经的“许昌模式”标杆因合同纠纷再次被传唤。北京建工资源旗下的上海宝山项目，因政府拖欠处置费超8000万元，叠加终端建材需求疲软，项目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最终被迫停工并挂牌处置资产。项目转让底价仅2100.15万元，与早期数亿元的投资形成巨大反差。与此同时，建工资源正在推进北交所上市，拟募资2.77亿元用于海淀、怀柔、厦门、无锡等区域的新项目。头部企业一边推进资本市场融资，一边寻求退出亏损项目，折射出行业盈利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即便特许经营框架下，当政府支付意愿不足、终端市场承接能力有限时，看似成熟的项目模式同样难以为继。

来料问题始终是建筑垃圾处置企业的“命门”。

在2023年的文章中，我们曾重点分析许昌金科的案例——该公司依靠特许经营权看似解决了来料保障，实则通过强迫交易等非法手段维持运营，最终实控人李建明被判有期徒刑23年。两年后的今天，许昌金科的动荡仍在持续。2025年4月，公司完成法人变更；5月，戴珂被选举为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但2026年1月，公司再次因诉讼被法院传唤。更早的2025年3月，公司还曾公告拟注销信阳市金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许昌天键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两家控股子公司。这个曾经的“行业标杆”正在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出清过程。

特许经营模式并非万能药，它的有效性高度依赖地方政府的履约意愿和能力。当政府财政承压、执法力度不足时，特许经营反而可能异化为企业的负担。许昌金科的案例并非孤例，2025年以来，多地建筑垃圾特许经营项目也出现了流拍、无法履约等现象，行业的深层矛盾正在加速显现。

如果说来料是“输入”问题，那么销售就是“输出”问题。好消息是，在销售端，2025年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南京市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规定政府投资工程在适用部位优先应用再生产品，使用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5%。杭州市出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支持政策》，要求政府性资金及国有资金控股或主导的项目优先使用综合利用产品，其中房建工程使用比例不低于10%，市政工程使用比例不低于20%；鼓励社会投资项目按采购金额最高20%予以补助，单个项目最高100万元。湖南省则更为坚决，要求使用财政性资金或国有资金主导的项目，在符合条件的部位使用再生产品比例不低于30%。

与此同时，标准化建设也在加速推进。2025年4月，团体标准《绿色建材评价建筑垃圾再生骨料》通过专家技术审查，填补了再生骨料绿色建材评价的空白。上海市也已批准《工程渣土资源化利用技术标准》为地方规范，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在工程渣土回填利用、栽植利用、建材利用等方面提出系统要求。

然而，政府采购的强制比例与市场化销售之间存在结构化矛盾。政府采购本质上是政策性需求——政府投资项目中的强制使用比例虽然能创造一部分需求，但当地方财政承压、政策执行不到位时，再生产品能否在竞争激烈的建材市场立足，仍是未知数。2025年仍有多起地方政府拖欠处置费导致项目停摆的案例，中央环保督察也多次点名批评部分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管控不到位，政策执行层层缩水问题不容忽视。一旦“政策饭”吃不上，企业就只能靠“市场饭”，而这片市场并不好啃。

当前，我国天然砂石骨料行业供大于求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据中国砂石协会数据，2025年全国砂石产量139亿吨，同比下降8.9%，综合价格指数同比下降9.2%，产量和价格连续五年下行，低价无序竞争严重，多数企业已接近盈亏平衡点。与此同时，内蒙古、陕西等资源省份的新设砂石矿权产能持续释放，供给端压力进一步加大。在此背景下，再生骨料面临的市场竞争依然残酷：在垫层、回填、园林铺装等低端场景中，再生骨料因成本优势（可节省约50%）有一定竞争力；但涉及承重主体混凝土、市政主干道等高要求工程时，市场接受度有限，价格优势也难以弥补品质上的顾虑。短期来看，再造一个与天然砂石正面较量的市场化大市场，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补贴问题同样喜忧参半。

一方面，顶层政策释放了积极信号。国办函〔2025〕57号文首次明确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已支持92个资源化利用项目设施建设，滁州、南城等地已有建筑垃圾项目成功获取国债资金。这一政策突破有望缓解地方财政承压带来的资金困境。

另一方面，地方补贴的力度和可持续性依然参差不齐。杭州出台了明确的补贴标准：新建、扩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按项目建安工程费用投资额最高10%予以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200万元，政策有效期至2027年底。但大多数省市并未出台类似细则。更重要的是，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持续加大，单纯依靠政府补贴的生存模式已难以为继，补贴政策的“落地率”和“兑现率”仍是行业需要长期关注的课题。

从竞争格局看，建筑垃圾处置行业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行业竞争呈现区域集中度高、全国集中度分散的特点，目前市场集中度较低，行业内存在数百家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小规模处置企业，多数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尽管近年来重组并购案例有所增加，但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龙头企业，行业整合空间依然巨大。

从项目落地情况看，国企和大型建筑集团的参与度显著提升。重庆经开区西南建筑垃圾资源循环核心枢纽二期项目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年处置能力从60万吨跃升至100万吨。长沙经开融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总投资2.48亿元，是经长沙县人民政府授权的特许经营项目，经营期20年，年处置能力可达数百万吨级别，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陵水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也于2025年12月投产运营，每年可处理建筑垃圾50万吨。

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特点：背后均有地方政府或国企的深度参与。纯民企在建筑垃圾领域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压。

以北京建工资源（874662）为代表的头部企业，正在通过资本市场寻求突破。2025年5月，建工资源通过北交所上市议案，聘请中信建投证券为保荐机构，募资拟用于海淀、怀柔等多个区域项目。然而，其上海宝山项目的停工和挂牌处置也暴露了即便头部企业也难逃回款压力——据报道，该项目因地方政府拖欠处置费超8000万元而被迫退出。这表明，建筑垃圾行业的根本困境——商业模式不成熟——尚未因企业规模大小而改变。

解决来料问题，单纯依靠政府划定的特许经营权已不够。企业需要主动出击。

2023年我们曾提到维尔利与上海建工合作的案例。2020年，维尔利与国投环境、上海建工七建集团组成联合体，中标上海闵行区马桥再生资源化利用PPP项目，总投资5.85亿元。联合体绑定了国投的资金优势、上海建工的建设能力和维尔利的固废运营经验，降低融资成本，让项目落地更有把握。这一思路在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与建筑企业绑定，从来料产生的源头建立合作关系。建筑企业既是建筑垃圾的产生方，也是再生产品的潜在使用者，打通这一闭环将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

多地新出台的管理办法也在完善建筑垃圾处置机制。咸宁市2026年起施行的《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明确产生者承担处置责任原则，从制度上为处置企业的收费机制提供保障。东莞于202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则是地方立法的又一重要进展，对建筑垃圾的处置许可、运输、利用与消纳等作出系统规范。

技术升级是建筑垃圾行业的第二增长曲线。

从应用结构看，下游应用中再生骨料需求占比达55%，但高附加值产品增速更快——据GEP Research数据，2025年透水砖渗透率达28%，预制构件渗透率达19%。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为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开辟了新的应用场景。

长沙融城环保项目是技术创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个进驻国家级工业园区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该公司涵盖从分类到高值化利用的全链条技术，每年可处置建筑垃圾200万吨，代表了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技术研发端，“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城镇建筑垃圾体系化规模应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正在稳步推进。2024年相关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37%，技术创新正在加速。

站在2026年的起点，我们对行业未来五年作出以下判断：

确定性一：政策支持力度正在加码。国办函〔2025〕57号文首次将建筑垃圾平均资源化利用率纳入全国性量化目标——到2027年地级及以上城市达到50%以上。配套政策方面，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已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已支持92个项目建设；全过程电子联单管理正在多地推行，并鼓励使用新能源车辆运输建筑垃圾。政策工具箱正在从“倡导型”向“约束与激励并重型”转变。

确定性二：目标与现状之间差距巨大，进度注定坎坷。尽管2027年50%的资源化利用率目标方向明确，但我国目前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仅有10%左右，与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差距悬殊。从10%到50%，意味着处置端需要撬动的行业改造规模极为惊人。接下来两年，必然是政策密集落地的攻坚期，也必然伴随市场承接能力与政策期望之间的持续拉扯。谁跟不上节奏，谁就可能在落地过程中被淘汰。

不确定性一：商业模式何时成熟仍是最大变量。许昌金科的暴雷说明，单纯依靠特许经营权搭建的商业模式根基不稳；北京建工上海宝山项目的停工则揭示了另一个更致命的逻辑缺陷——政府是唯一付费方，且支付端一旦出现缺口，再好的技术方案也可能沦为一笔坏账资产。谁来支付、支付多少、如何保障支付——这三大核心命题如果无法在制度层面得到根本解决，行业的“商业闭环”就始终差最后一步。

不确定性二：行业洗牌将加速，纯民企的生存空间正在收窄。随着国企和大型建筑企业加速入场，纯民企在建筑垃圾处置领域的市场份额将持续被挤压。未来五年，行业大概率会经历一轮深度的整合与出清。并购、出清、淘汰，将成为行业的高频词汇。

建筑垃圾行业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扶持就能起飞”的童话。它更像一场马拉松——需要耐力、定力，也需要在关键节点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些能够穿越周期的企业，大概会具备以下特质：一是有能力锁定稳定、优质、低成本的来料渠道；二是具备技术升级能力，能够从低附加值的骨料加工转向高附加值的建材产品；三是在与政府和建筑企业的合作中找到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四是能够灵活运用中央及地方的各类资金支持政策。

迷局仍未破，但路，终归在脚下。